，便黯然下台，脱离了中国通商银行。

    傅筱庵虽然下台，但给了他一个面子，改选为中国通商银行常务董事、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及江南铁路公司董事、上海建设银行及中国国货银行监察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董事长、外商耶松船厂的董事等职务。

    在四大家族授意下，由通商银行董事杜月笙、张啸林“出面维持”，决定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各拨款100万元解决中国通商银行问题。在中央银行拨款100万元后，一场风潮才告平息。

    6月7日上午，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

    四大家族为了勾结青红帮，就让杜月笙、张啸林两人接办通商银行，实际上是G党给两人的一点酬劳。

    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以杜月笙为董事长，张啸林为副董事长，傅筱庵改任常务董事，并聘请顾诒毂为总经理，胡梅庵（以庸）为副总经理（系孔祥熙公馆派），经理李祖基（李平书之子，系胡梅庵的内弟），副经理朱美田，襄理胡远声（胡梅庵之侄）。

    对于旧股拆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折价，后又改按一成半，即每百元按15元折成新股计算。中国通商银行仅存旧股款52．5万元，另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47．5万元。官商总股额为400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之。

    除造成通商银行挤兑危机外，国货银行、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亦相继发生挤兑，被强行纳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控制，又被称之为‘小四行’。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南鲸财政·部连收四家民营银行，对沪市金融界造成巨大的影响。

    基本上各家银行是人人自危，贷款业务也陷入停滞。

    而工商业没有贷款，那么日子就更加艰难了。

    这一日。

    沪市商业储蓄银行、浙省兴业银行、浙省实业银行、平安银行，四家银行的主要首脑，聚集在宁波路的沪市商业储蓄银行大厦会议室，秘密商议。

    针对最近南鲸财政部的行径，大家是非常警惕的，所以原来的‘南三行’再加平安银行就准备联合起来‘共保’。

    其实，四明银行也是江浙财团的银行，甚至还是宁波人建立的银行；但由于四明银行的孙衡甫上位后，逐渐发展成已非宁波人独有的银行，在宁波人中失去了早期具有的号召力，加之四明不象“南三行”、“北四行”，未能与其他金融机构缔结良好的盟友关系，因此当危机来临时，四明无力支撑。

    而如今‘南三行’实际上也要变成‘南四行’，平安银行的崛起，是所有人没有想到的。

    会议上。

    沪市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说道：“鉴于目前的商业情况，此次我主动提出这个会议，商讨一下。倘若我们一边担心被人挤兑，又一边停止放贷，这样对银行自身，对沪市商业发展，都是没有好处的。事前，我们四方都了解过对方的财务情况，我觉得大家可以联合一下，做到协同效应。”

    此次被收购的‘小四行’，其余三行都是北方银行，就一个四明是南方银行。毕竟早期北洋统治期间，北方的发展也还算不错。

    陈光甫的话，正中陈光良的下怀，首先他知道这三家银行没有问题，其次他现在也继续用钱，不能一直防守着。

    他当即说道：“我们可以缔结一个简单的‘盟友约定’，凡是一家银行出现挤兑现象，其余三家每家至少需要提供300万的拆借资金，利息不高于10%。”

    最近其他银行出事，反倒是让平安银行发展起来，散户存款保持着增长。

    但是‘存款’陈光良根本不敢乱动，最多也就是想动自己家族存的钱而已。

    事实上，陈光良还是太过谨慎，通商银行存款约3000万，但放贷2200万，高达70%；其中放给北洋军阀之类的就高达1300万，其余还有各种各样的呆账，比如杜月笙、虞洽卿这样的人，就欠着几万到几十万的金额不等，直接不还。

    同样在四明银行，虞洽卿等人也欠着几万到几十万不还，反正就是做‘老赖’。

    陈光良对虞洽卿等人的作风自然了解，所以平安银行的贷款，一律要以抵押为准，不存在信誉贷款，呆账极少。

    浙省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徐新六，当即附和道：“此计可以，这样一来，900万大洋不仅能支撑下来，更能表示我们四家共进退，能起到恢复信誉。当然，本质上讲我们四家银行的财政情况都非常良好，不会出现这方面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代表着我们四家银行可以腾出手来，展开正常的商业活动。”

    不放贷款，银行靠什么支撑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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