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例外。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从早到晚都在激烈地讨论着，可谓是争得面红耳赤。

    有的觉得税收太多，会加重百姓的负担。

    有的又觉得税收太少，会导致国家税收不足，无法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

    就这样又吵了好几天。

    但最终，他们还是得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税收数额。

    综合各地的粮食品种、田亩等实际状况，交税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平均算下来的话，一亩地的税收约为零点二两银子。

    这是把民田、官田、军田全部统计在内的平均数值。

    按照当下的粮食折价换算，大致是南方一亩地需缴纳大米六十斤，北方则是小麦三十斤左右。

    当然，这仅仅是平均数值，具体分摊到每个地区的话税额肯定有高有低。

    以七亿亩土地来计算，一年的田税大概可达一亿四千万两白银。

    看似与崇祯年间相比，税收直接增长了七倍之多，即便是与雍正时期改革后的税收相比，也增长了四倍之多。

    要知道，雍正时期一年的税收不过三千五百万两白银而已。

    乍一听，这数字着实惊人，高的都能吓死人了。

    然而事情的真相远非表面这般简单。

    因为崇祯与雍正时期，朝廷规定的税收那可都是朝廷最终要收到的银子数额。

    可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考虑到运输途中的损耗、民夫的费用以及各种难以避免的折耗，实际从百姓手中收取的数额，起码是朝廷规定税额的四五倍之多。

    打个比方，比如崇祯规定今年收两千万两银子的税，可经过层层加码，到了百姓那里，可能就得交一个亿的税，才能确保那两千万两银子的税顺利运抵京城。

    毕竟，运输途中需要大量民夫肩挑背扛，粮食在装卸、存储过程中也会有损耗，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消耗。

    而朱慈烺推行的新政则不同，规定的这一亩地六十斤大米、三十斤小麦都是直接从地头收取的税收。

    百姓只需按规定上缴粮食，其余诸如运输成本、损耗等所有问题，均由朝廷统一承担。

    当然，实际征收时，大概率还是会将粮食折算成银子收取。

    这一亿四千万两白银收上来之后，一部分要用作运输成本和弥补损耗，一部分则留在当地县衙以及各省份的国库，用于支付当地官员的俸禄以及充实当地粮仓的储备。

    如此一来，最终能够运抵京城的，大概也就四千万两银子左右。

    且其中还包含一部分粮食和各类实物，这是为了确保京城的物资充足与安定。

    而且在明末这个时候，军队的粮草与军饷皆由朝廷统一采购调配。

    也就是说这四千万两银子中，起码要有两千万两用作军费开支。

    如此算来，最终能进入户部，用于皇宫日常开销以及百官俸禄发放的银子，可能还不到一千万两。

    乍一看，这数额似乎有些少，但实际上，这还未将商税计算在内。

    若是把商税一并算上，那朝廷的收入可就颇为可观了。

    如今大明的商税税率简直堪称历史之最，每年预估能有四千万两银子的收入，其中盐税更是占据了近乎一半的份额。

    这便意味着，只要大明往后不遭遇大规模的天灾人祸，田税基本上能够覆盖国家的各项支出，而商税则近乎纯利润。

    不出意外的话，田税与商税相加，朝廷每年大致能有八千万两银子的稳定税收。

    这一结果可是内阁与户部的官员们，经过好几天的严谨核算得出来的。

    大明建国将近三百年，户部的官员们对这些税收事务可谓了如指掌，得出的结果自然不会有误。

    当这具体的数额呈现在众人面前时，身为户部尚书的倪元璐瞪大了眼睛，满脸震惊，似乎没想到一年的税收居然会有这么多。

    就连平日里见多识广的内阁大臣们，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崇祯与朱慈烺同样被这数字惊到，顿时面露诧异之色。

    毕竟这个数字确实是有点夸张了。

    但更为关键的是，税收总额大幅增长了四倍，可老百姓的负担却实实在在地减轻了。

    究其原因，主要是新增的税收大多落在了那些士绅豪强的头上。

    这些士绅豪强，占据了大明一半以上的耕地面积，以往却大多不用交税，如今新政推行，他们也必须依法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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