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涛斋内很安静。

    “如何以史论形式作答‘钱荒之弊及通变之道’”，这个问题引发了他们这些顶尖州学生的思考。

    这种刁钻路数，将时务之紧迫，硬生生嵌入史论之框架，考校的正是那化古为今、融通无碍的真本事。

    苏洵并未立即起身。

    他轻轻抚平案上微皱的笺纸，还在做最后的思考。

    “那便由我为诸生启牖吧。”

    终于，苏洵开口了。

    他的声音并不洪亮，带着浓厚的川音，有些沙哑。

    “钱荒之弊，非今日独有之痼疾。溯其源流，乃‘利’与‘权’二字相缠相噬，千年不绝。”

    苏洵开宗明义，一针见血地将复杂的货币问题归结到权力与利益的核心冲突上。

    “《管子》有云：‘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此‘一孔’，非独指盐铁之利，亦指货币之权柄。”

    “昔者汉武，以白鹿皮币、白金三品，巧夺豪强之利，以充边用，其法不可谓不奇。然何以‘算缗’‘告缗’一出，天下骚然，商贾破产，市井萧条？”

    “盖因其‘权’操之过急，‘利’攫之过酷！以酷法强夺，虽得一时之财，却如剜肉补疮，伤及国之元气，此乃‘度’之失也！”

    他引汉武帝的货币政策为例，直接点出“度”的失衡是导致政策失败、加剧社会矛盾的关键。

    这与他之前读过陆北顾《六国论》里的说法隐隐呼应，却更深入地结合了历史实例。

    显然，苏洵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他懂得如何学习别人的优点，尤其是从那些他认为“值得学习的作品”里去汲取精华。

    “王莽新政。”苏洵语调微沉，“其改制币制，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花样百出，朝令夕改。其心或欲复古、或欲均利，然法度繁苛，民不识用，反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奸伪丛生！何也？不通‘变’之大道！”

    “变通之道，贵在‘因时制宜，简而可行’。王莽泥古不化，妄图以繁杂之制逆时势人心，犹如以朽索御奔马，焉有不败之理？此乃‘通变’之失其本！”

    他将王莽作为反面教材，痛斥其改革脱离实际、制度繁杂、缺乏可行性的根本错误，精准地扣住了“通变之道”的要害这番分析不仅停留在现象，更深入到了政策制定者的心理和时代背景。

    苏洵的声音渐渐拔高：“及至魏晋南北朝，钱法混乱更甚。劣钱充斥如鹅眼、綖环，民不堪命，竟有‘以物易物，钱帛不行’之景！朝廷铸钱，竟成掠民之具！此非钱荒，实乃‘政荒’！吏治不清，法度不明，纵有良币，亦如明珠投暗。故钱荒之根，深植于吏治之腐朽，法度之松弛！”

    他将钱荒问题直接指向吏治这个核心根源，“政荒”二字振聋发聩。

    又何尝不是在意指如今铁钱横行的四川呢？

    这已不仅是史论，更是对大宋现状的反思。

    苏洵的特点就是如此，其文风雄奇高古，具有雄辩之风，往往观点明确，析理深透，语言犀利，结构谨严，议论文往往直接针对大宋社会的现实而作。

    可以说苏洵别的不行，但就“议论文”这块，水平确实当世顶尖，放到历史长河中来看，也足有一席之地。

    最后，苏洵总结道：“观古鉴今，钱荒之弊，症结有三：一在权柄操切失‘度’，二在通变之法失‘简’与‘实’，三在吏治不清致‘政荒’。今之困局，岂非重蹈覆辙之兆？”

    “欲解钱荒，若只重开矿铸钱，或强推交子，而不思约束权贵兼并、整肃吏治、厘清法度、务求便民之实策，则恐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史之为镜，明得失，知兴替，当思之，慎之！”

    他话音落下，松涛斋内一片寂静。

    ——什么叫雄辩家啊？

    苏洵的论述，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却如重锤击鼓，字字千钧！

    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对历史案例的分析深刻入骨，逻辑链条环环相扣，将复杂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通过精炼的史实和犀利的观点，剥茧抽丝般展露无遗。

    尤其是那贯穿始终的批判精神和对吏治腐朽毫不留情的揭露，更显其思想的锋芒和作为古文大家的厚重底蕴。

    此刻，众人神态各异。

    苏辙正在思考，显然父亲这番宏论也给了他极大的启发。

    崔文璟眉头紧锁，看着纸上记录着苏洵论述的要点，努力消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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