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胜后进行了土地分割，由于周瑜领导的吴军是作战的主力，所以划分疆土主要是按照孙吴的意愿来进行，孙权任命周瑜作南郡太守，占据了江北从江陵西至峡口夷陵的领土。

    随后在“刘备借荆州”后，江陵地位又再次被拔高。

    荆州有大小之分，大荆州笼盖了荆襄七郡，小荆州却是单指南郡，赤壁之战以后，曹、孙、刘三家对江陵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和处置态度。曹操在经历兵败之后，明白自己尚且没有统一中国的力量，决定收缩战线，努力恢复发展中原后方的经济，便决定“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全力防守这三座前线要塞，从这个角度来说，曹仁从江陵主动撤退除了周瑜给的压力之外，也有曹操主动放弃的成分，不再把它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这个阶段，曹魏是将防御南面的重点放在了襄阳。

    而东吴这边对江陵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原本按照周瑜的设想，下一步他要兵入巴蜀，然后北进夺取襄阳，窥视中原，江陵是他实现上述作战目标的出发基地，可谓重中之重！

    关键是只要占住江陵，此时占据江南四郡（长沙、武陵、桂阳、零陵）的刘备便被彻底隔离，既不能进占益州，也无法北赴襄阳，等于是被孙吴手拿把攥，牢牢控死。

    也难怪大耳贼要暗戳戳地挑拨离间，对孙权说什么“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了，要是真让周瑜按部就班地去实现这个战略，孙吴能否一统天下暂且不说，彻底被锁住发展机会的刘备是肯定毫无机会了。

    只可惜孙权虽然没有中这挑拨之计，周瑜却太过短命，建安十五年，当孙权批准了西征益州的战略后，周瑜踌躇满志地准备返回江陵，却在行至巴丘（今湘省岳阳）路染疾病，不幸病卒，年仅三十六岁。

    周瑜一死，孙权如丧考妣，刘备和曹操却是欣喜若狂，后者更是立刻便在九江前线的合肥调集兵马，准备开始“四越巢湖”的第一次南征。

    失去主心骨的孙权登时压力大增，为了集中兵力防御，便依鲁肃之计，将刚刚占领的江陵以及南郡交给盟友刘备，让其为他防守襄阳这一路的曹军。

    这对于对于刘备，自然是求之不得，因为江陵本就是“隆中对”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隆重对”里怎么说的？

    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这里的荆州说的就是南郡，按照诸葛亮给刘备制定的霸业谋划，第一步便是夺取南郡，然后西进巴蜀，最后兵进宛、洛，两路进攻曹魏，要夺下南郡，便先要占有江陵。

    只不过这个如意算盘被周瑜破坏，在曹仁撤离江陵后，第一时间便将江陵和峡口的夷陵抢先占据，却把江南四郡扔给了刘备...

    所以周瑜这个碍事的刚刚身故，刘备便不惜冒着被扣留的危险，立刻屁颠屁颠地亲赴江东，向孙权商议“借荆州”一事，最后有鲁肃“助攻”之下，孙权半是不甘半是无奈地答应了此事。

    在此之后，江陵便成为刘备集团的首府，集政治，经济与军事中心三位一体，刘备领兵入川之时，关羽北伐襄阳之际，江陵都是蜀汉的后方基地。

    江陵地位的第四次变化，是发生在吕蒙背刺关羽，东吴占领荆州之后。

    此时江陵变成了吴国对魏防御的前哨据点，孙权消灭关羽后，将南郡的江北居民迁徙到江南，把对魏作战的防线后撤，江陵只留下少数部队镇守，南郡和荆州的治所与军队主力也移到了长江南岸，致使江陵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失去了区域统治中心的重要地位。

    而在曹操死后，曹丕曾经派遣大军围攻江陵，守将朱然接连打退魏军的进攻，尽管最后只剩下五千残兵，仍能力保城池不失，守住了这座前哨阵地。因为襄阳到江陵数百里间少有百姓居住，曹魏南征大军在沿途得不到足够的补给，所以孙吴的荆州统帅陆抗认为江陵的重要性不如夷陵，敌军即使攻占了江陵，也解决不了粮饷供给问题，最终还会撤走，所以他对当地的防务不像对夷陵那样重视。

    第五次是在西晋灭吴战役中，攻占江陵并消灭南郡的吴军是晋朝用兵的一项重要步骤。按照事先的作战方案，西晋攻吴的主力是王濬、唐彬率领驶出三峡的益州水师，他们在占领夷陵、荆门之后，必须在江陵附近得到荆州都督杜预一万七千人兵力和粮草器械的补给，否则就没有足够的力量继续东进。为了实现江陵方向的作战胜利，晋武帝把贾充率领的战略总预备队“中军”部署在襄阳，准备随时支援杜预的南下进攻，以确保完成这一计划。结果在晋军优势部队的围攻下，历时九日就攻占了江陵，使王濬的水师成功地获得了补给，旋即顺流直抵武昌、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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