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之所以做出一号作战计划，盖因为海上的交通通道因为海军的节节溃败而无法保全，他们又急需要东南亚的各种物资，所以才由大本营方面敲定、中国派遣军方面执行了这一次的一号作战。

    长衡会战还在继续的时候，张安平就做出了日军意欲打通河南、两湖及广西的情报推测，强调日军接下来的主攻方向是广西。

    事实上国民政府的参谋人才们不蠢，日军接连在河南、两湖开战后，就意识到了日军意欲打通大陆走廊的战略目标。

    但是，长衡会战期间，日军试探性的向贵州发动了进攻以后，侍从长这边却做出了误判——或者说并不是误判，极有可能是他被日军的快速推进吓到了，不敢赌贵州的山地能不能挡住日军，所以在长衡会战激烈的时候，国民政府一方面一定程度的加强了广西方面的防御力量，一方面又大规模加强了贵州的军力。

    于是，在日军打完长衡会战后，拔剑直指桂林和柳州后，惊愕的发现，他们主攻的方向上的国军数量，远低于他们的想象。

    见此情况，日军激动的分南北两路直扑桂林和柳州。

    北路11军自衡阳南下，沿着湘桂铁路横推，南路23军自广东肇庆西进。

    10月28日，桂林保卫战正式展开——这场并不出名的战斗，从未开始就注定了悲壮。

    因为侍从室从一开始就想放弃桂林柳州一线，但在白诸葛的坚持下，遂将131师和170师两个师留在了桂林，但两个师都不是满编，加上数千支援而来的民团，总兵力才堪堪两万。

    和很多很多的保卫战一样，桂林保卫战也是一场等不来援军的保卫战，自10月28日起，至11月10日，面对日军的重炮、毒气弹，桂林守军尽管顽强作战，但这场没有希望的保卫战终究是如这几年间上演的各个保卫战一般，以战败而收场。

    但悲壮的是，131师师长阚维雍，明明可以撤离，但依然选择了以自杀来终结自己的使命。

    柳州是第四战区司令部驻地，但在桂林失守后，柳州并未选择进行等不来援军的保卫战，国军仓惶撤离，日军兵不血刃的占领柳州。

    尽管后续日军还展开了追击，但贵州的重重大山却让日军发懵，在攻占了独山后，放弃了进攻贵州的打算，撤军退入了广西。

    贯穿了整个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彻底的落下了帷幕。

    在这场跨度为八个月、由三次大规模会战组成的战役中，国军复刻了全面抗战之初的大溃败，以丢失四个大城市、146个中小城市、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地20万平方公里、损兵五六十万、抛弃六千万同胞的代价而宣告结束。

    ……

    这八个月是张安平过得生不如死的八个月。

    为了避免原时空中出现的大溃败，他组建了情报支援中心，甚至将中统的情报力量也纳入了其中，尽可能的为前线提供详实的情报。

    他甚至不止一次向侍从室建议将部署在云南的美械师、半美械师调到湖南、调到广西。

    但人言轻微。

    虽然最后美械师、半美械师终于调动了，但他们的目的地却是贵州，而不是日军心心念念的广西。

    这一场持续了八个月的战役，让张安平致郁。

    豫中会战的失利，在张安平看来这足以惊醒国民政府了，可事实是毫无作用！

    最让张安平不能理解的是衡阳——47天的时间，在激战的年代中足以让一个从未开过枪的新丁训练成一个可以上战场的士兵了，但衡阳的47天，却是一场绝望的等待。

    各路援军却迟迟不至，包括以天炉战法出名的薛司令！

    八个月下来，被致郁的张安平沉重的无以复加，面对着挂壁都救不了的国军，在回到了数月未归的家里后，张安平躺在床上，向自己的妻子说：

    “这一场大败，其实从春季攻势（1939年）以后就注定了。”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中日战争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次年春季，国军发动了春季攻势——这是抗战爆发后国军唯一一次的主动性的战略进攻。

    而自从春季攻势以后，国民政府就陷入了空间换时间的怪圈——其实这个时候，国民政府还是有心抗战的，但再也没有勇气向日军主动进攻，每一次的会战皆是日军主动发起。

    这期间也酝酿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

    但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就开始“等待胜利论”，也就是指望盟军打赢战争后自己躺赢。

    消极抗战的思想可谓是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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